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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意”与“人情”之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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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“法意”乃是法律制定和实施的基本理念和意图,常常作为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而维系着社会的正常秩序。“人情”,可以是为人处事的人情世故,可以是地域差别的风俗人情,也可以是私人恩怨的爱恨情仇……但不管哪一种“人情”,说到底,也同样是关于人和人的关系。由此,诸多日常琐屑纠纷,往往总免不了要穿行于法律和道德之间。所谓“法意与人情”,也就因此成为比较受关注的话题。河北省阳原县法院曾审理过这样一起“有趣”的纠纷:

    2006929,车主杨奔驾驶农用四轮拖拉机载着一口棺材和7个农民工在乡间小道行驶,突然下起倾盆大雨,原在拖拉机上坐着的7个民工全部挤在驾驶室里。路上一青年请求搭车,司机让他上了拖拉机,且告诉他拖拉机上的棺材是口空棺材。雨越下越大,青年钻进棺材里边避雨。后又有一名农妇拦车,司机也让她上了拖拉机。走了一阵儿,男青年想看看雨下不下了,手托棺材盖露出头来。农妇见从棺材里冒出个人来,大惊失色,喊了一声“有鬼”,急忙跳下车去,结果左腿骨折。法院经审理认为,拖拉机车主存在明显过错:一是驾驶室超员,二是拖拉机上人货混载,应承担事故主要责任;男青年虽然无过错,但其行为造成了一定后果,也应承担适当的补偿责任;伤者乘坐人货混运的车,违反了交通法规,也有过错。

    此案虽然简单,然而细思之下,其中却隐含着“法意”与“人情”如何厘清、理顺的困惑。如本案中,农妇虽然受到伤害,从法律上也可以分析出司机有责任的结论,但司机毕竟也是考虑到大雨天,一个妇女行路不易,能行方便就行个方便,才让农妇搭车。而农妇在受到伤害之后,即使司机有责任,难道她就不应该放弃索赔,或者自己主动承担一部分吗?司机不要求回报的慷慨帮助和农妇“以怨报德”的索赔诉讼,就因此构成了“法理上的正当性”和“人情上的非正当性”的紧张和冲突。这也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的事情,往往在这种时候,不少人会喟叹“世风日下、人心不古”了。

    不管这则“趣案”主人公的行为在“法意”和“人情”之中怎么样被评价,它也都还是强调了二者时常存在的紧张关系。但在有些情况下,这种紧张关系并非绝对不可避免。因为,其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源于思考和认识的错误,而不是二者的性质所必然导致的冲突。比如,棺材里钻出活人的案例里涉及到的“鬼”的观念,就既是一个“风俗人情”问题,同时也是一个法律问题。

    面对这类案件,学过法律的人往往会说,相信有“鬼”存在是迷信。既然是迷信,就应该破除。没有破除这种迷信观念,相信有鬼存在,就是自己吓自己,就应该自己对自己的过错承担责任,而不能怪别人,让别人承担责任。按照“公序良俗”的法律规定,只有在某个人的行为和观念符合良好的社会风俗和道德要求时,法律才能给予支持和保护。反之,法律就不应保护和支持。而迷信显然是和公序良俗的要求相悖的,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。这种看法是不是也有点道理呢?如果以这种观点为判断标准的话,农妇显然得不到赔偿。因为,迷信是她自己的过错,别人没有义务防止因她的迷信而给她自己带来的损害。

    但,作为一个普通人,你能很信服的接受这种观点吗?也许不一定能。因为,鬼神观念的问题,对中国人来说,多少有点“本土文化”的味道。“神”、“鬼”观念虽然不是中国独有,但是中国自古以来种种关于神鬼的看法,早已根深蒂固的融合在中国文化之中,镌刻在中国人的观念之内了。比如,关于祖先的祭祀,谁都知道是祭鬼神,但,谁会反对祭祖先呢?放在本案的情况下,当出其不意看到有人从身边的棺材里爬出来那一刻,相信不会有多少中国人还能视若无物、泰然自若的。胆子大点的,也就是不至于被吓的马上跳车而逃罢了。一个农村妇女被吓成这样,又有什么不正常的呢?这种看法似乎更加符合情理。如果以这样的观点来看,农妇又应该得到赔偿。

    这样,似乎又出现了老问题:前面两种说法看上去都有道理,一个是从法理的角度分析,一个是从人情的角度判断。而判决只能有一种结果。在法律和人情之间,似乎又面临着抉择。

    其实不然。因为,“鬼神”观念,法律为什么绝对不会容忍呢?所谓厉鬼索命等等故事,固然是我们从未验证过的事情,在我们现有的认知范围内,也可以说它是“迷信”。但是,“鬼神观念”以及其他种种神话传说,也都是我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中自然产生的东西,它不仅仅包含着祖先们对某些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揣测性理解、想象,也包含着他们对于未来的希望,包含着他们的创造和智慧。正是这种种因素融合在一起,形成了我们的风俗、习惯,传统和文化。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,文化也因此而必然具有两面性。比如我们祭祀祖先的魂灵,确实有希望在过年过节时给已经是“鬼神”的祖先送一些祭品,供他们享用这种无法证实的“迷信”。但同时,更是借祭祀“鬼神”这个载体,表示我们对于祖先的怀念和敬重,展示我们所注重的作为子孙对于祖先从生到死都要尽孝的孝道,同时也是教育后来者。正如《礼记》所言:“是故,乐之隆,非极音也;食飨之礼,非致味也。《清庙》之瑟,朱弦而疏越,一倡而三叹,有遗音者也。大飨之礼,尚玄酒而俎腥鱼,大羹不和,有遗味者也。是故先王之制礼乐也,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,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。”难道这些就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,一无是处而必须禁止吗?如果是这样的话,近些年各地政府公开举行盛大的祭祖仪式,岂不就是政府带头公然违法吗?可见,对于鬼神的观念,不能简单地贴上“迷信”的标签,将其视为毫无积极意义的“文化糟粕”。其实,积极与消极,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,你永远无法将任何一面与另外一面清晰的分割开来。何况,“鬼神观念”作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,每个中国人从生下来开始一直到死,基本上都处于这样的文化氛围内,受这些观念和文化的熏陶。这些文化和观念已经深深的根植于我们的内心,成为我们精神中固有的内容,谁都无法轻易将其根除。也正因为如此,我们才是中国人。

    而法律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有过错,只是一个普通人的行为标准。如果一般人都做不到的,法律就不能特别强制某个人去做。一般人都应该能做到没做到的,才会被认定为有过错。否则就有失公平。因此,在“迷信”观念如此普遍存在的情况下,一个普通农妇有此观念,有什么值得非难的呢?在突然发生意外的情况下,一个普通农妇的正常反应,又能算什么过错呢?

    那么,“人情”和“法律”之间的紧张假想来自何处呢?应该来自对于概念的混淆和对法律的误读。因为“鬼神观念”=“迷信”=“过错”本身,就是一个错误的命题。“鬼神观念”并不完全等于“迷信”,“迷信”至少有“迷信的意识”和“迷信的行为”的区分。“鬼神观念”只是一种“迷信的意识”,而不等同予“迷信行为”。法律只能规范行为,“迷信的意识”作为一种人的内心意识,法律永远不会、也规制不了它。而“迷信的行为”,作为一种在迷信意识的支配下实施的行为,这种行为一旦和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,因其展现的消极因素有悖于“公序良俗”的要求,法律才不予保护和支持。因此,“鬼神观念”=“迷信”=“过错”是概念混淆的结果。

    所以,“法理与人情”虽然是一个说了几千年的话题,但并不一定什么东西都已经说清了。也正因为难以说清,所以到现在几千年了也还在说。就像前则案例,看似新鲜,不过是因为它和“棺材”有关。其实,把“棺材”换成其他载体,还会上演同样的故事。

    比如,我读研期间在一个农村法庭实习时,就遇到这样一个案子:相邻居住的两兄弟,弟弟突然把自家房脊加的比哥哥家高15公分,哥哥认为这是欺压他,起诉到法庭要求其恢复原状并赔礼道歉。因为自小生在农村长在农村,我也知道,习惯上,中国住宅建造确实也有不少“老规矩”。比如在四合院的格局之内,正房要最高,厢房不能高过正房;同是厢房只能同样高低等等。违反了这些规矩,就是在表明要“压制对方”,有欺负人的意思。也正因为这样,这个案件才让我颇感为难:从法理上觉得不应该支持原告的主张,否则就是在助长、最起码是维护了他的这种“封建迷信”;但同时在内心又深知,被告的做法对于原告肯定是一种乡邻里舍都无法认同、甚至是我自己也不能接受的损害。那我怎么能同意这样的裁判呢?好在还有调解的手段可用,最后经过调解,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,也算解决了纠纷,但问题从此就留在我的心中。

    其实,即使在城市里,类似的纠纷也是屡见不鲜的。比如,原告买了一套公寓房准备结婚,请装修公司装修作为婚房,但装修过程中,不知道为什么,装修公司的工人却在婚房里上吊自杀了。原告非常气怒,起诉要求装修公司把房子买下来并赔偿自己的财产和精神损失;还有的案件是有人相信风水先生的说法,要“破邪”或者“避邪”,就在自家门窗上挂个“照妖镜”。因为镜子正对着邻居家,邻居就非常不满,因此要求其排除妨害并赔偿精神损失;还有人家里有人去世,就在楼道里烧纸钱,其他邻居觉得非常“晦气”,非常不满……等等,等等。这些纠纷提出的问题,甚至比前则棺材案例提出的问题更尖锐:原告要求别人赔偿的,主要就是自己的精神损失,而这种精神损失的产生,正是他们内心的所谓“迷信意识”,而不是“迷信行为”。

   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时期,传统和现代,必然会在社会、经济、文化等各个方面不断发生冲突,生活于其中的个人,其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,也要一再面对抉择。就像那句被引用过无数次的话:“活着,或去死?这是个问题!”传统或现代、激进或保守,每个人对此都有选择的自由。作为个人信仰,怎么选择,都是个人意识偏好或者说是个性问题,不能也不应该用对或错来简单评价、干涉。但“意识”总会表现为行为,行为也不只是个人的行为,多数还会再对他人产生影响,成为有社会意义的行为。一旦行为具有了社会意义,就又必然面临社会的评价。而法律规范和道德准则,就是这种社会评价的尺度和工具。它们在看似冲突的表面之下,其实有着根本的一致:在一个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基础之上,维系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存续和发展。二者的冲突只能是暂时和表面的,不能是长期和根本的。否则,社会就要动荡,国家就要分裂。

    可以设想,如果你是“照妖镜”一案的法官,你对原告说:拿镜子照你家只要不侵犯隐私,也没给你造成什么实际损失,你自己也不信那套不就不烦了吗?你能期望得到什么回馈呢?他可能会强忍怒火,在心里骂你不通情理;也可能直接对你破口大骂甚至揍你;他甚至也会对整个法律失望甚至绝望,转而寻求通过他自己的手段,比如个人暴力等来维护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。再设想假如一个涉及他民族习俗的案例,有人对违背他们民族禁忌的事情提起诉讼寻求保护,而这些禁忌在你看来也纯粹是和“迷信”差不多,甚至更没意义的东西,你驳回他们的诉讼请求并对他们说让他们不要在乎,结果又会是什么呢?可能就是一场民族冲突甚至民族之间的战争。其实,这两个案例的道理都一样,因为你的法律和他们的基本价值观产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:要么他们消灭自己的文化,服从你的法律;要么他们推翻你的法律,代之以他们的文化。 

    如此,谁又敢说,法意和人情的选择,仅只是关乎个案正义呢?而作为正义必须经常在“法意”和“人情”之间作出决断的法官,我们又怎敢不时刻惕厉,如履薄冰一样地敲下手中的法槌呢?(薛文成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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